生物学规律和文化都影响了人类的生殖活动。图片来源：TZIDO SUN/Shutterstock

　　一些人认为，希望怀上宝宝的冲动是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甚至表示，那些拒绝承担演化赋予的责任的女性是自私的。其他人则认为这种所谓的“母性本能”，或者说“婴儿热”，与生物学没有关系，只是一个社会建构（文化和社会环境创造出的观念）。

　　如果严格地从“先天vs后天”两者对立的角度探讨这一争论，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因为两者均会影响人类的繁殖行为。繁殖并不需要对生育孩子有任何“遗传性的”偏爱，因为自然选择已经偏向于那些促进繁殖的机制，最显著的就是性冲动。但另一种母性本能，即母亲养育保护自己孩子的能力，就可能真的是天生的，这一行为通过某种激素的释放以及其他必要的生物学变化得到实现。

　　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形式多种多样的生命均出身于一个关键的生命活动——繁殖。理论上讲，由于遗传原因对性行为没什么兴趣的个体，它们的基因会被从种群中剔掉，留下来的是那些“性趣”更大的个体。这是演化过程一个不证自明的特征。

　　设想有一个相当享受的人类或动物群体，而且这种喜爱是基于遗传因素的。那么对性行为的喜爱将决定他们取得繁殖上的成功。现在将那些天生性冷淡的个体加入这个群体中。这些对性没有兴趣的个体，将无法成功繁殖后代，所以下一代中也就不会存在性冷淡的个体。换句话说，逃避性行为的遗传倾向既不会被长久建立，也不会被保存遗传下来。

　　一些人认为，让30多岁还没有孩子的女性产生强烈生育意愿的“生物钟”是自然选择在起作用。这或许是对的。

　　有一些证据表明，生育决定可能是有遗传基础的。比如，有一项研究调查了芬兰夫妇首次尝试“造人”时的年龄，结果发现子女有与父母相似的模式。但这些只能证明遗传因素对女性决定何时生育是有影响的，并不能证明决定是否生育也受影响。

　　众所周知，我们也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看看广告和教育的巨大成功吧）。所以，就像人类很多其他方面的行为一样，想要一个孩子的强烈愿望，是受基因驱动还是一种社会构建，目前仍不清楚。

　　一直以来，生物体的性与繁殖总是相互缠绕，难分难解的。直到避孕技术的发明在一个物种身上切断了这两者的关联。虽然有一定的失败几率，但人类现在可以只享受，不生孩子。所以从生物演化角度说，对性行为的遗传偏爱不等同于想要繁殖后代的母性本能（或者父母本能）。

　　在当今社会中，很多女性对生育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比如，34岁～44岁的美国女性中从未有过孩子的，数量自1976年起已经上升了10%。一项对7000多名22岁～27岁澳大利亚女性的调查发现，其中近10%的女性不想要孩子。

　　我猜测，那些没有孩子的女性，并不一定是对性没有兴趣。从自然选择的角度考虑可能是这样，但自然选择或许没什么机会影响她们的个人决定。这是人类行为违抗生物演化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文化和技术已经使人类可以免受很多种选择压力的影响，比如，衣物使人类可以居住在对主义者不适宜的寒冷环境中。

　　不过，人类没有去违抗性这个本能。事实上，从在古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生殖崇拜到当代电视广告中几乎有伤风化的性迷恋——大多数文化都表现出了对性长盛不衰的兴趣。

　　对于哺乳动物母亲来说，亟待哺育的婴孩会刺激催产素的释放，反过来就促使母乳源源不断地产生。催产素也与怀孕期间一系列母性行为有关，它能够加强母亲与胎儿之间的联系，影响胎儿的发育。

　　通过释放催产素而引发关键的哺育后代本能行为，只发生在怀孕期间以及生产之后，而在其他时候，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比如，没有生育经历的雌性小鼠在注射了催产素后，会学习倾听幼鼠的求救信号并作出应答，而在注射前，它们是无法进行这些行为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生育的“”在生物学上是通过对性的渴望实现的，而养育本能则是生物与生俱来的。那么，所谓催促女性生育的“滴滴钟声”更可能是一种来自社会文化的观念。（翻译：赵欢校对：dzmark7）